。”
看着三菱车离开,侯卫东心里便有各种不同的复杂滋味。
这一次事件让他明白了许多事情,其中之一就是明白了“为什么一人得道,鸡犬要升天,一人倒霉,就会祸害一片”。
这个道理其实很简单,得道之人总是靠着众人的力量才能最终白日飞升,没有一帮手下给得道之人赚钱、煮饭、打扫卫生、照顾双亲,只怕这位得道之人在没有升天之前,便会被俗物累死,哪里还有能力飞天,所以他升天之后便要带着鸡犬,这也是滴水之恩当以涌泉相报的传统。
如果升天之时不带最亲近的人,反而带些外人,未必太不近人情。
同理,一人倒霉,他的手下人必然是被打压的对象,痛打落水狗嘛,免得落水狗趁人不备来咬人,这也是岭西自古以来就有的传统,也是现实生活中的经验教训。
带着乱七八糟的思绪,侯卫东回到了顶楼科委办公室,坐了一会,信息所王所长走了进来。王所长四十来岁的样子,梳着根大辫子,她的衣服仿佛还停留在八十年代,坐在侯卫东对面,道:“侯主任,有空没有,我要汇报工作。”
中午那顿酒,周永泰在喝醉前,已将科委几个人的基本上介绍了,周永泰介绍王所长之时,对其工农兵学员身份进行了特别强调,侯卫东就记得特别清楚。
1966年文化大革命一开始,高考就都取消了。直到1971年,大学才重新开始招生,但是当时大学并不高考,而是恢复了唐以前的推荐制度。大学新生直接从工人、农民和士兵中推荐产生,报名者必须当过三年以上工人、农民或士兵。这就是“工农兵大学生”的由来。
中央政府把新生名额分配给各部、各省和部队,再由它们逐级向下分配名额,一级一级地分到工厂、县、和师。在1970年,只有不到1%的中国人受过高等教育,而大学的录取名额在中国许多地方不到适龄青年千分之一。在一些地方和单位推荐过程由于裙带关系而*变质。
1972到1976年,百分之七十通过推荐上大学的学生是干部子女或者有政治背景,本科学制从四年缩短到三年,由于在劳动中荒废了学业,以及新生的水平参差不齐,一些教授抱怨说一些大学生水平还不如高中生。王所长就是一名工农兵大学学员,在科委这个知识分子较为集中的地方,连中专毕业的同事都看不上这位工农兵学员。
侯卫东热情地为王所长倒了一杯水,便看着王所长,等着她说话。
王所长捧着茶杯似乎很激动,道:“我在科委陪了四个主任了,到办公室汇报工作的次数也不少,只有侯主任给我倒了茶水。”侯卫东笑着道:“这是我应该做的事情。”
王所长道:“文革时期知识分子是臭老九,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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