通电话,哪有心思扯这些无聊的话题,干巴巴说:“没有。”
“有吧,我亲眼见过村干部跟村民打架,把人家女的摁在地上衣服都剥了,还扯着嗓子说老子见过几十个就数你的最小!”
听到这里方晟下意识瞟瞟“篮球”,忍住笑道:“想必那位村干部受到杨同学的严肃批评。”
杨花这才意识到引火烧身,脸有些微红,赶紧转移话题道:“哎哎哎跑题了,说正经的!方同学,上次说反映大学生村官在农村改革浪潮中奋斗经历的创作议题,我已经动笔在写——不怕方同学笑话,是几个人分头创作,我负责乡镇这个阶段,一方面我也有乡镇工作经历,对带有乡土气息的题材驾驭得住;另一方面考虑到方同学在三滩镇那段最出彩,听说黄海一直计划拍摄电影已经申请好几回了。”
“不妥当,很不妥当,”方晟去年听卫君胜提过这碴儿,两人都觉得有过度宣传的嫌疑——其实压根黄海自作主张,事先从没征求过方晟的意见,遂通过卫卿随便找个理由压了下来,“乡镇干部是基层组织最吃重、工作压力最大的层级,涌现出很多可歌可泣的先进人物,与他们相比我觉得差距很大。”
“别谦虚了,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,”杨花打开笔记本,“今天来想正式向方同学讨教两个问题——别玩虚的,我要听实话呀!第一个问题,从乡镇发展角度看三滩镇是全省第一个完成功能区布局的,请问方同学当初出于哪方面考虑?第二个问题,时至今日,你是否还觉得基层选举——我指的是村主任选举不符合国情,内地将在很长时间内都不可能做到一人一票?”
“哦,杨同学的问题很尖锐啊,实在……”
方晟实在没想到杨花真有两下子,跟“篮队”完全没关系,慢慢收敛笑容陷入沉思。
杨花问的两个问题都避开操作环节而升华到理论探索层面,一是乡镇规划布局的科学性;一是始终作为热点的基层民主选举。
见他认真思考的样子,杨花补充道:“方同学,象你这样从方塘村跌打滚爬到副部级,始终在实践性、事务性领导岗位,一定在很多方面做出了大胆尝试和创新,也是到了阶段性总结的时候了,不然要等什么时候?老了退下来了写回忆录?反而有各种束缚和限制。”
“我不会写回忆录。”
方晟断然道,事实也是,他直到生命垂危那一刻都拒绝以各种名义进行的所谓“抢救性回顾”,宁可把所有秘密随同身躯化为灰烬。
杨花笑道:“对呀,回忆录说穿了无非自我标榜和美化历史,年纪大了也难免颠三倒四、夹缠不清,还不如趁现在印象清晰多想多总结——放心,文体是小说而非纪实文学,我会注意避免读者对号入座。”
“功能区布局一直是基层工作的难点,”方晟长考后终于开口道,“难就难在功能区布局的超前性与乡镇居民的小农意识冲突,打个比方,从规划角度讲现在拓宽街道都得八车道,这叫冗余性设计,但就会有人甚至领导批评你好大喜功、搞功绩工程、铺张浪费等等,体制内如此普通群众更没法理解,街头巷尾议论与其花这么多钱砸路面,不如去扶贫、赈灾、救助五保户等等……”
杨花笑道:“类似言论上升到国家战略就是与其大把银子在非洲、南美搞援助,不如把钱放到希望工程上让更多失学儿童走进课堂,都是貌似很有道理实质一窍不通的废话。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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